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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涟漪效应”远未见底。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8147万，确诊国家和地区数191个，死亡179万例，占全球人口0.02%。新冠肺炎疫情使全人类生命健康受到直接威胁，对公众生产生活和民众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疫情的蔓延跌宕，逼迫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化生产放慢、暂停，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人员流动受限，公司破产、企业裁员，多国失业率攀升，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3%。放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溢出公共健康和生物安全领域，诱发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科学文化生产功能的失衡失序，演变为全球多地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生物安全风险进一步泛化、全局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愈发突出，急需深刻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国际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短板凸显。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现有国际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效能的一次全面检验。在全球抗疫进程中，既有世界卫生组织“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等高能见度的全球卫生议程；也有不同国家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智库群体、医药企业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信息机构之间的各类精准高效对接合作；还有中国公开、透明、科学、负责的国际抗疫合作态度，对WHO发挥领导作用的坚定支持。无论从何种标准来衡量，2020年都充斥觉醒和反思。疫情防控路漫漫，如何从危机中重整旗鼓，世界各国人民有更多期待。

　　科技创新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中发挥关键作用。我国多年来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从第一时间展开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时间确定病原体，第一时间公布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到推出多种检测试剂、动物模型开发、筛选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疫苗抗体研发，从解析与重构新冠病毒的高分辨率结构，到基于大数据的病毒变异追踪和综合监测预警系统，从帐篷式移动实验室、正压头罩、消毒机器人、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负压救护车、各类影像检测设备等科技创新成果，到建成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智能影像评价系统，为战胜疫情提供有力支撑。在美国《科学》杂志评选的2020年十大科学突破中，“以创纪录的速度开发和测试急需的新冠疫苗”位居第一。《科学》评价认为，科研人员从未针对“同一个敌人”如此快速地开发出如此多的实验性疫苗，从未有如此多的竞争者如此开放、频繁地合作，从未有如此多的候选疫苗几乎同时开展大规模有效性试验，政府、企业、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也从未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同一种传染病上投入如此多的财力、人力和精力。这既是对科学的礼赞，也有对以往研发组织模式的含蓄批评。

　　疫情阴影下生物军控核查谈判停滞。2020年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45周年。禁止生物武器的义务，既要靠各国自觉遵守，也需要建立必要的国际核查机制。但自《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以来，美国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对此，《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呼吁“应遵守和强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包括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附加议定书以建立有效核查机制”“支持立即重启关于附加议定书的谈判”。

　　2021年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展望

　　面临新发突发传染病频发、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扩散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最紧迫生物安全挑战。新冠病毒变异、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其他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新挑战，如果不加强控制以减缓其传播，当前已高负荷运转的医疗系统将雪上加霜。在世界拥有有效的新冠疫苗后，有限的疫苗供给与全球分配成为难题，“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面临被无视的风险”。同时，“超级细菌”抗生素耐药性威胁着抗生素的效力，尽管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可能不像疾病大流行那样紧迫，但它不仅同样危险，而且有可能“破坏一个世纪的医学进步，使我们对今天可以轻松治疗的感染毫无防备”，将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另外，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2020版报告警告称，针对2010年设定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全球仅“部分实现”了20个目标中的6个，环境持续恶化正在增加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可能性，人类正站在自然保护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以人类文明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统筹生物安全、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积极预测、主动防御下一个生物安全“黑天鹅”事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回答病毒溯源、跨种传播等科学问题任重道远。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议》要求WHO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各国密切合作，通过联合实地科学考察等措施查清病毒的动物来源以及向人传播途径，以及可能的中间宿主，目的是降低类似事件发生的风险。但病毒溯源本身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需要立足于生物学信息和流行病学众多案例汇聚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而且新冠病毒具有传播性强、变异性强、分布广泛等特点，其溯源工作更非易事。因此，新冠病毒溯源应该本着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但鉴于当前国际疫情形势和病毒溯源技术的发展现状，需要对传染病大流行回溯和归因的最终结果有客观预期。同时，旗帜鲜明反对任何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企图。

　　对生物科技变革进行预防性、预见性治理加快。疫情将加快新生命科技变革，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可以预计，将会产生更多复杂、混合、交织的生物安全形态，生物安全类型也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将对既有风险评估机制、监管治理机制形成挑战。面对这种形势，应适应技术变革，统筹科技安全和社会发展，注重科技、自然、社会协同发展，主动强化“负责任研究和创新”政策设计，把技术的可能社会伦理法律环境风险事先考虑，建立针对各类两用生物技术与信息服务产品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综合、立体、全过程的治理新模式。

　　国际生物安全治理制度竞争、规则竞争加剧。面对国际大变局和生物安全治理困境，我国《生物安全法》坚持“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强调“国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生物安全国际规则的研究与制定，推动完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同时，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生物安全法（草案）》、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发布实施1周年进展报告。鉴于生物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题，国家层面的生物防御战略和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将进一步强化实施。可以预计，生物安全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和规则竞争将进入新阶段。在当前背景下，为有效遏制潜在的生物恐怖主义活动，发起制定遏制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的多边谈判或将面临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