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赌场

刘彦随在毛乌素沙地现代农业双优工程观测研究基地。受访者供图

炎炎夏日，陕北黄土高原上，玉米、大豆、马铃薯郁郁葱葱。

而在10多年前，毛乌素沙地作为黄土高原向内蒙古高原过渡的地区，还是茫茫流沙。

站在地头，望着眼前的万亩农田，一幕幕场景浮现在刘彦随脑海中：火辣日头下家乡亲人劳作的身影、西北风吹得人满嘴是沙、饿扁的肚子常常咕咕作响……

“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说是‘全村的希望’也不为过。当初想着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如今看到了巨大转变，这比得了奖更让我高兴。”刘彦随对《中国科学报》说。

近日，澳门赌场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获得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接受采访时，他刚从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等地考察归来。20多年来，他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考察各地乡村中度过。“创新是实践的积累，没有深入的实践就难以创新。”刘彦随说。

探究成土原理，荒沙变良田

刘彦随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到陕北高原考察了，有时在荒沙地一跑就是一周。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对他来说则是观察沙地变化、询问当地老乡、取样进行化验、田间种植试验，他想知道连年“沙进人退”的病根到底出在哪儿。

他考察发现，适宜耕种的土地通常透气保水，但当细小的黏粒物质被风吹走后，只剩下较粗的沙粒物质，就会形成沙地甚至流沙，导致土地空隙大、黏性差，存不下水和肥。

如果利用物质结构的互补性，把黏土加入沙地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于是，他与陕西土地建设集团合作，从榆林南部拉来具有黏性的黄土，按照试验得出的最佳配比加入到沙地里。然而，远距离运送黄土存在的费用问题很快令他们望而却步。

转折出现在2010年夏天。

一场夏雨给干旱的沙地带来了难得的清爽。雨罢，刘彦随一行赶赴项目区考察，途经一处正在维修的马路，路边散布着刚挖出的大土块。他上前一摸，发现土块手感黏腻，和表层沙土的颗粒感完全不同。

过了几天，他们再去看时惊喜地发现，那些堆在沙地上的土疙瘩边上竟有小草冒出头来。刘彦随眼睛都亮了，“这土疙瘩真是宝贝”。

刘彦随口中的“宝贝”，正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红黏土，它就埋藏在表层沙层下面。“上下一调换，这事儿可能就成了。”他说。

后来，他和团队在毛乌素沙地的核心区建起了“砒砂岩与沙复配造田水土耦合试验设施”。经过反复的试验和对比研究发现，当砒砂岩和沙的配比为1：2时，玉米长势最好，而配比为1：3和1：5时，大豆和马铃薯长势最好。2014年，这一设施还获得了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他进一步与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把优化“作土关系”作为基础性科学问题，在沙地里推广了耦合土体优配和良种优选的“现代农业双优工程”。

在实际操作中，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深层土壤的破坏，他们不靠上下翻动混合两者，只做“搬运工”，将砒砂岩按比例复配在裸露沙地上。“正是两害为一宝，荒沙变良田。”刘彦随说。

问诊沟道治理，造地惠民生

在陕北高原，刘彦随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新技术工艺，不仅将荒沙变为了良田，还将水毁严重的沟道也变为了良田。

2012年，他到延安黄土丘陵沟壑区调研，当地百姓纷纷反映：“以往的坡地都植树造林了，现在各村普遍面临缺地少粮的问题！”

原来，自从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后，延安退耕还林达910多万亩，长年耕种的坡耕地转为了生态用地。

山上的林木、退出的耕地、缺粮的百姓……这些关键词从各个方向飞入刘彦随脑海中，忽然就碰撞出了火花，“这不就是我在6年前提出的‘峁-坡-沟、三带六段’农业模式吗”。

峁即山峁，地势较高、通风好，宜种植乔灌林、苹果和红枣等商品林以及柠条、沙棘等生物林；陡坡上育水保工程林，缓坡上种植蔬菜、瓜果作物；沟道发展基本农田。

如何把专业理论推广到实际应用中，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面对困难，如果知难而退，就被难住了，如果知难而进，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刘彦随说。

2012年，中央支持陕西延安治沟造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启动，计划在2013至2018年整治农田50.6万亩，投资48.32亿元。从资源调查、项目建议、规划方案、典型设计，到工程实施，刘彦随作为项目负责人经历了全过程。

2019年，延安治沟造地案例入选《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丛书。2020年，“黄土高原沟道土地综合整治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同年治沟造地模式入选全国高考文科综合能力测试题。

如今，“宁种一亩沟，不种五亩坡”的说法在乡间流传。在刘彦随等人的努力下，在新造沟道坝地种植玉米，亩均收成可达1500斤，相当于此前坡上5亩地的产量，从而实现了“广种薄收”的坡地农业向“少种多收”的现代沟道农业系统的转变。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从优到特也是创新”

刘彦随改变的，不只家乡。

他曾主持空心村整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多项重大研究。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更是我国发展转型期亟须破解的重大问题。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客观反映农村发展的真实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义务。”刘彦随说。

多年来，由于频繁“进村入沟”，刘彦随的鞋总是比别人废得快。他“沾满泥土”的研究成果和建议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制定“三农”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科技支撑。

2016年，刘彦随多了一个身份——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专家组组长。此后的6年间，他带领上万人的评估团队，主持研制了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与决策平台系统，完成了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及全国首批贫困县退出评估重大任务，为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参考、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作为一名地理学者，既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要谋万民福。”刘彦随对《中国科学报》说。

刘彦随这样的思想，与他的博士后导师，澳门赌场院士、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吴传钧先生一脉相承。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与研究，吴传钧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理论，是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在特定的地域中交错构成的一种动态结构。

“人一生当中做不了许多件大事，但是做一两件还是可以的。我提出了人地系统的宏观模式，很想将它继续细化和应用，但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你能继续做下去。”至今，刘彦随对导师的嘱托仍记忆犹新。

25年过去了，刘彦随带领团队在延安、榆林、禹城、阜平、洋县等地相继建立起观测研究站和研究示范基地，在对不同地域人地系统持续观测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提出了人地系统科学。它以现代“人地圈”为对象，致力于探究人类活动改造和影响地表环境系统状态，以及人地系统交互作用与耦合规律、人地协同体形成机理与演化过程。

“创新首先需要传承，传承前辈的科学研究、继承前辈未竟的事业。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从优到特也是创新，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一个延续递进的过程。”刘彦随说。

这天，领完“全国创新争先奖”回来，刘彦随把绶带和证书收起，立即投入到工作中。接下来，他计划带领团队开展黄河流域人地系统科学考察，继续探究一线问题，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3-08-04 第1版 要闻）